大学生成养猪状元是一种教育启蒙

• 2007年08月09日07:40 三晋都市报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涌进城里打工寻找致富门路的时候，一些大学生自愿放弃优裕的城市生活，回到农村养猪、种菜……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办王家庄村的王永富就是其中的一员。6年前，大学毕业的他，迎着人们怀疑的目光，毅然选择了回家养猪，6年后，共青团中央、国家农业部授予他2006年度“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荣誉称号。这位29岁的青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现代农民、现代农业、现代大学生创业者。(本报8月3日特稿《王永富：大学毕业回村当了“养猪状元”》)

　　这是一种教育启蒙

　　如果按照习惯思维，人们往往会评议说：大学生当“养猪状元”是就业观的可喜转变，是城市知识经济支持农村发展的典型。但笔者以为，大学生当“养猪状元”的最大影响，在于教育层面，是一种教育启蒙。

　　中国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学”一点是要从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按理说，新兴的教育系统，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它一方面通过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而且，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也只能通过学校的途径来“生产”。学校教育，其结构只能是多元的，可惜的是，目前的教育取向却显得过于单一化——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跳龙门”，是一种“城市化人生”的开始。于是，大家一窝蜂追求毕业后的“高尚职业”，似乎谁都不愿再回又穷又远的农村了。

　　虽说中国改革推行了二十多年，但当下的中国农村，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其生产方式大多依旧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传统的农村，没有了读书人的回归，就等于没有了乡村知识文化传承的灵魂，农村经济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中国的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困境。

　　而随着大学生当“养猪状元”事件的增多，其实就是这些来自农村、在城市达到知识升级的青年，重新融入农村改革体系的归位教育。这些大学生将书本知识与农村实践中所学习到的职业技能结合起来，用自己的智慧与勤劳，不仅完成了教育资源的二次分配，让一向失衡的城乡二元教育资源配置，转换为相对均衡的农村人才“反哺”。而且响应了中央所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战略，保证了人才这一改革最大要素的激活，这才是未来三农建设的希望所在。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以及伴随而来的中国教育改革方向，就是要把中国高等教育的相当一部分，转变成为一个学习职业技能、“既走出去、又能扎根本地”的形态，从而推进农村人才结构改善，并引发产业结构、知本投资模式等一系列转型。大学生当“养猪状元”就是这样一种承前启后的教育启蒙，如同刚刚燃烧的火苗，看似微小，却可能在不经意间改变农村面貌和中国改革走向。(毕舸  广东)

　　假如王永富没当农民

　　在万千大学生潮涌进城的时候，王永富却清楚地看到了一出“悲剧”：人们都想挤着上“高速路”，但车多了再好的路也会堵，路堵了，“车”还能跑得起来吗？由此，他冷静地回到家乡，回到农村，为自己铺就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那么，换个角度想，假如王永富没有当农民，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仔细分析一下两种角色的王永富，多就王永富的“蝶变”问几个为什么，或许，能让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从中受益。

　　正如王永富所说，他原本可以唾手可得几份好工作，比很多毕业生都要幸运，但他毅然回到了农村。如果他没有回去呢？我想，无非就是这样一种现实：和绝大多数毕业生一样，辛勤地躬耕在城市的“阁楼”中，每个月能靠汗水和智慧换取一笔还算过得去的收入，但必须为买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各种需要，在“高速路”上拥挤腾挪，生命之弦时刻绷得紧紧的，惟恐一日松弛，就会被堵在“路”上，从此苦追猛赶仍会落下一大截。可如今，当上农民的王永富，已经远离了“高速路”的拥挤和喧嚣。而且，在广阔的农村大地上，只要有知识、有勇气、有魄力，到处都是“希望的田野”，到处都是幸福的道路。在这里，陪伴王永富的，是壮志得酬的畅快，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相对而言，栖息在城市一角的大学生，因为一念之差，和王永富的生活境遇何止是天壤之别啊。

　　假如王永富没有当农民，他或许也会以生活在城市为荣，以回到家乡为耻，他所在的家乡将继续是封闭落后的。包括他的父亲和兄弟，也许会永远觉得农民是没出息的。他们会固执地认为，既然是大学生，那就永远不要再回到农村，城市才是他们体面生活的地方。可仔细想想，如果所有人都抱着这种观点不放，那么，谁来改变“小农思维”？谁来建设新农村？

　　王永富用自己的实践经历，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上了生动的一课：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农村其实大有可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用知识和技术来建设，需要用思想来建设。

　　如今，王永富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在家乡实现了先富，并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带领觉醒的群众集体养猪，共同向富裕迈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从此转变思维，逐步向一个现代农民的目标靠近。(刘克军  河南)

　　从“骄子”到“骄人”

　　“骄子”与“骄人”之间本无必然的联系，但在特定的人群、一定的环境下，比如我们把“骄子”定位于一贯被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时，“骄子”与“骄人”就有着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了。因为大凡在象牙塔里做过梦的人，大都有远大的抱负、宏伟的理想，但如何将梦变为现实，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学生猪倌王永富的创富经历，在求职大潮汹涌、就业压力沉重的今天，现实地为学子们补了一堂包括择业、创业、求生、奋斗的生动的社会教育课。

　　以1985年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我国大学生的就业制度从计划经济的传统包分配转向市场经济的自主择业、双向选择，至今已走过20多个年头。在这段特殊的转变过渡期里，大学生、家长以及社会方方面面都在经历着思想上的一种适应和调和，同时也逐步出现了多元化的行为选择与判断标准。在最近的有关大学生就业的新闻记录中，就有几个代表性的事件在社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是北大学生陆步轩当“屠夫”；二是老家在北方的金华某师范本科毕业生小凡“沃尔玛卖肉”；三是2000余大学生应聘北京一洗浴中心搓澡工。上述几起在一部分观念中认为很不着调的“新鲜事”曾在社会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口水潮。之所以有口水战，是因为有了碰撞，有了叛逆，无论是认识层面的还是理论层面的。笔者以为，这种碰撞和冲突正是一种非正常之中的正常。

　　“屠夫”也好，“卖肉”也罢，“搓澡工”也一样，我们原本不可以世俗的观点去称量知识与价值的对等。谁又会保证，“屠夫”之中出不了跨国公司老总，“卖肉”的出不了高级企业管理人才，“搓澡工”中不会有未来的政治家出现？拿“卖肉”的金华某师范生小凡的话来说：“我回家的话，可以找到一个学校去做老师，但我觉得我更喜欢金华，准确地说我更喜欢这份工作。”只要她认为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就不必要再去充当社会“热心人”的角色去絮絮叨叨。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有这样那样的少见多怪，正是传统的价值观作怪，制度上改革了，思想上没变革，仍存在着对大学生价值期待以及能力认定的传统标准。这一方面是我们的高级教育普及率仍然不够，另一方面是计划体制的影子还在作祟的缘故。

　　当然，国家存在一个教育成本的问题，但是，教育成本及其产出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概念。就拿大学生猪倌王永富的创富故事为例，尽管他的选择会让一部分人大跌眼镜，但是他却把自己的所学用到了极致，正是科学本身以及他身上所具备的科学气质导致了他的成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母亲以及他自己两代人的身上得到验证和体现。

　　从“骄子”这一称号达到“骄人”业绩的境界在现实中只是一种理想，并非一种必然。而从“骄子”达到“骄人”目标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可以就大学生中的不正常就业来鞭挞社会的某些不良现象，却断不可拿这个由头来指责大学生的正常选择，否则我们不仅会打破一些人的梦，还会犯一些无谓的错误。(郑彩霞  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