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民生之本。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是夯实社会和谐的基础。然而，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劳动就业任务依然艰巨。代表、委员们围绕这一民生话题纷纷建言：要坚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让更多人实现就业，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为就业困难人员“托把手”

　　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就业率增长却并不同步。原因何在？代表、委员们分析认为，主要有四大因素抑制了高经济增长带动高就业。

　　这四大因素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就业总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减弱；企业改制、关闭破产使就业岗位减少；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有些岗位却没人去做，就业存在结构性矛盾。

　　李金生代表指出，百姓就业事关千家万户的和谐、小康，因此促进就业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各级政府应将就业规划、就业投入、就业培训等全部纳入促进就业的政府责任体系，并把促进就业作为一项考核“硬指标”加以执行。

　　“发展是硬道理，民生是落脚点。”郑惠强代表建议，政府要把实现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要避免仅关注经济增长指标而出现的指标看好、就业反而减少的状况。为此，政府还应构建促进就业的公共政策体系，加大就业援助力度，为就业困难人员“托把手”。

　　【相关链接】当前，中央提出到2020年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目标。今年，我国将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不低于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就业促进法草案也将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就是“上岗”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解决就业再就业问题，一大批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但是，龚世萍委员坦言，一些人员一找工作就想着要找“铁饭碗”，一谈就业就想着要进事业单位和大企业。其实，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就是“上岗”。

　　彭镇秋代表举例谈到，上海市已连续数年鼓励失业、协保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展灵活就业，并以地方立法形式，将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作为劳动者自主创业的一种组织形式明确下来。目前，全市已有3.8万多家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吸纳从业人员达40多万。“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既拓宽了就业领域，又有效消除了城市贫困。”

　　然而，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的发展仍面临“融资难”、“场地缺”、“能力弱”的瓶颈。彭镇秋代表建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可建立支持开业、创业的专项基金并降低使用门槛，从而帮助着手开业、创业的人员起好步；鼓励银行对于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开户、信贷给予一定便利。

　　一些代表、委员还建议，社会各方包括工商、税务、城管等也应对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多疏少堵”。相关部门还可通过提供开业指导服务，为开业、创业者提供政策指导、项目评估、法律咨询等，让开业、创业项目成功“上马”。

　　【相关链接】上海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的经营服务范围覆盖物业维修、小餐饮服务、家政服务、计算机应用服务、汽车保洁装潢等十七大类。目前，已有近3000家非正规劳动组织转变为小企业，进一步发挥吸纳劳动力的作用。

　　就业培训应成劳动者终身“课程”

　　周汉民委员对职业教育中的一些“怪”现象感到不解：一些职业教育学校想尽办法要转型成为本科教育学校；一些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院校则都想走科研型院校之路。由此，导致一些大学生和职校生竞争同一岗位；一些岗位则“有岗无人”。周汉民委员提出，国家要特别加大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的力度，以满足当前社会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就业机遇不断产生。然而，就业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劳动者素质无法满足就业要求，是导致目前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原因。

　　“就业培训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成为劳动者的终身‘课程’。”龚世萍委员还建议，国家及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下岗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力度，多提供一些免费的、有针对性的培训，从而提高下岗失业人员的自身素质和就业能力。同时，要切实做好技能培训与岗位的对接，开发出一批适合下岗失业人员的工作岗位。

　　【相关链接】今年，北京市将组织开展以农村劳动力和来京务工人员为重点对象的就业服务“春风行动”，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是活动内容之一。各区县劳动部门将组织职业技术学校、社会各类培训机构，开展适合本地区市场需求和农村劳动力职业素质特点的中、短期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