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不但为教师节的建立奔走，还为教师法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从酝酿、提出、调研、民进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到颁布，方老告诉我们：“前前后后经历10个年头。”

　　80年代曾一度出现教师外流的情况，成为当时普教事业发展潜在的危机。1984年，全国教育工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全国政协教育组联合对此进行调查。通过调研，一致认为，必须立法，依法治校，用法律保障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从根本上稳定教师队伍。

　　1986年3月，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方明和民进组的2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尽早制定“教师法”案》。提案中写道：“建立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关系到四化建设和国家兴衰，涉及到千家万户和子孙后代的大事。但长期以来，没有把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放到应有的战略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师资队伍建设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关键。……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法，以适应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迫切需要，我们认为应尽早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1986年初，方明收到广东石人嶂钨矿中学教师朱源星寄来的《教师法》设想稿，这是真正来自群众的第一个《教师法》文稿。在此基础上，全国教育工会草拟了《教师法》初稿，并将草案和有关资料分送给民进中央、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负责同志。之后，全国教育工会和上述四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联合起草小组，方明任组长。

　　1986年4月，在调查研究，约请教育专家、优秀教师座谈的基础上，由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梅克执笔，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草案（一稿）。通过全国教育工会和民进中央两个渠道，组织了约有一万人参加的讨论。广大教师对此事非常关心，纷纷献计献策，并寄予厚望。起草小组又写出草案的二稿、三稿、四稿。

　　1987年，中国教育工会在青岛召开《教师法》研讨会。同年，国家教委在南京召开《教师法》研讨会。联合小组均派人参加会议。

　　为使《教师法》尽快出台，1988年3月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大会上，方明和民进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葛志成联名作了“制定《教师法》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的发言。发言指出：“根据两年来就起草《教师法》与广大教师的接触和思考，我们深深感到，必须通过立法，把教师的权利、义务、资格、待遇、培养和进修、考核和奖惩等等肯定下来，才能真正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建立一支合格的而稳定的教师队伍。”

　　方明呼吁，必须正视当前出现的“教师危机”，加强制定《教师法》的紧迫感。教师危机，实际是教育危机，民族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制定教师法的目的，既要规范教师，激励他们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提高教育质量。又要规范社会，使全社会重视教育，尊重和支持教师的工作，保证教师的合法权益，把提高教师的待遇，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纳入依法办事的轨道。

　　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终于颁布。对于此，方明难忘地说：“许多同志，包括起草的、研究的、组织工作的，以至数以万计参加讨论的都为教师法的诞生出了一份力。至于我们的贡献是很微薄的，不过我们是努力的、真诚的。教师法作为国家的一部重要法律，主要是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国家教委的工作成果。”

　　听着方老真诚谦虚的话语，我们感慨很多。言谈中方老说，他非常赞赏陶行知先生的这两段格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方老是这样做了，他为教师谋权益，惟独没想他自己。

　　方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生。1917年出生，江苏无锡县人。1935年春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是上海教师运动地下党的负责人。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0年担任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简称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世界工联产业－－教育工会国际（FISE）副主席。50年代至“文革”前，方明年年率教师团出访，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的30多个国家，并多次见到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1964年方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从1978年起，方明连续担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第七届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方明1979年担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分党组书记。现在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