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博网2006年全国两会专题

　　记者 丁锡国、张晓晶
　　
　　教育乱收费，广为社会诟病，但是板子应该打在谁身上？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上，教育乱收费问题再次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热门话题。记者在会内会外广泛采访了部分市长、校长、家长，试图通过“三长”的眼睛还原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的真实面目。

2006年3月2日，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在京召开

 　　家长：“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谁也不敢较真”

　　会外声音：一家公司的财务会计李女士说，我的孩子上小学属于片内招生，不用交择校费，但是学校的教学班分三种形式：上普通班不用额外交钱，上英语班一次性交３０００元，上电脑班交１万多元买笔计本电脑，说是６年后归学生个人，但是这笔费用也太高了。现在，学校的收费项目五花八门，校服费、保险费、辅导教材费，有的连收据都没有，我们也算不清楚。只知道孩子说要钱，我们就要交，谁也不敢跟学校较真。

　　记者调查：去年上半年，教育乱收费位居全国价格举报首位，占到已查处案件的２３．８％。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在审计的１９所高校中，１８所学校有乱收费行为，数额达８．６８亿元。

　　最近东部一个省公布的２００４年度教育督导报告显示，全省３．３亿元教育经费没有到位，有的县（市）甚至动用学生杂费发放教师工资。

　　代表观点：郝建枝：学校乱收费确实存在。看车费、矿泉水费、校服费、保险费……收费项目很多。有的学校收高额择校费，有的城市小学择校费最低3万元，高的达10万元。每到新生入学前，家长们便想方设法托关系、找门子、批条子、送票子，以捐资助学的名义送孩子上名校。但是由于捐资助学符合教育法的规定，有关部门对这种打擦边球行为也无法查处。

　　我觉得乱收费一方面是由政府投入不足造成的，另一方面学校也难辞其咎。这些费用，对富裕家庭来说不算什么，但对贫困家庭来说，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校长：“如果政府投入充足，哪个校长愿意冒险乱收费？”

　　会外声音：一所城区中学校长说，实行“一费制”以来，学校办学经费很紧张。只能收取每生每年杂费３７０元，我们区还算重视教育的，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拨生均经费，每生每年７０元，加起来每个学生经费是４４０元，全校１１００名学生，四五十万元，而学校办公经费节约用一年也要七八十万元。没有哪个校长乱收费为了往自己腰包里装，都是为了维持学校运转。实行‘一费制’后，学校乱收费的口子扎住了，政府投入的通道没有放开，学校的日子很难过！

　　记者调查：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一费制”以来，不允许向学生收取“一费制”以外的收费项目，但是一些巧立名目的收费项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花样翻新。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一费制”是为了规范教育收费、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想法很好，但“一费制”必须在政府生均经费到位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当前，公用经费不到位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存在。有的学校建好了，政府再也没有投入，就靠收学生的杂费维持，有的学校就想方设法伸手去碰“高压线”。辽宁仅一个县级市生均经费缺口就达９００多万元，不少学校只好动员学生勤工俭学，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

　　代表观点董凤华（中学副校长）：我们学校是区直学校，属于优质教育资源，政府投入情况还不错。但就是这样，我们运转经费也十分紧张。学校要达标、要创省级示范化学校、要添置、维护设备等，哪一样不需要花钱？

　　学校是花钱的地方，现在很多学校的生均经费连办公费都不够，学校如果不自筹资金，连水电费都支付不起。校长已经变了味，至少要拿出一半精力抓钱。北京、上海的校长大多不会为钱发愁，因为政府拨款比较充足。教育乱收费这个板子该打谁？仅仅打在校长身上实在冤枉。道德败坏、装进自己腰包的校长毕竟是少数，一些校长是为了学校能够维持下去不得不违规。只要政府投入到位了，有哪一个校长愿意冒风险去乱收费？

　　义务教育阶段绝对不允许收取择校费，但事实上一直以赞助费、捐资助学的名义变相存在。有的地方政府为减轻财政压力，支持或默许学校向家长收取建校费、择校费、赞助费。其实，这是政府为逃避投入责任，不仅放弃了监管的职责，而且直接放纵了学校的违规行为。

　　市长：“以县为主”不应是投入“以县为主”

　　会外声音：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国华说，实行“一费制”后农村义务教育捉襟见肘，乱收费屡禁不止，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长期以来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造成的。尤其是财税体制改革后，财政重心上移，县、乡财政变得薄弱，而与此同时，义务教育的责任却没有同步上移，县级财政“小马拉大车”不堪重负。

　　记者调查：我国教育投入的首要问题是投入总量不足。目前在国际上平均教育投入占ＧＤＰ的比例为５．１％，其中发达国家为５．３％，发展中国家为４％。而我国２００４年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２．７９％，不仅没有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的上世纪末实现４％的目标，而且从２００１年以来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连年下降。

　　另外，教育投入分担的比例不合理，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却相对较少，而县乡两级政府财力薄弱，却主要承担对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从而造成教育投入不到位和挤占挪用教育资金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矛盾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更加加剧。

　　代表观点：刘岩（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我们国家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但以县为主不应该是以县为主进行投入。肥城在山东是经济３０强县（市、区），去年财政收入８个亿，但全部承担９年义务教育投入仍很吃力。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９万人，教职工７０００多人，教师工资、学校建设投入一年２个多亿，占１／４的财力。山东大多数县要拿出１／２的财力，经济薄弱县甚至要拿出２／３的财力来投入教育，这个负担实在太沉重了。

　　教育投入还涉及政绩考核问题。如果一个县长、市长手里有１个亿，他是拿来投教育，还是修路盖楼建广场？答案肯定是第二个。要招商引资，就要实现三通，没这个连项目也引不进来。现在很多县城高楼多、广场大、绿化很漂亮，是真有这个经济实力吗？不是。因为这是一眼就能看见的政绩，而投资一个农村小学，又有几个人能看得见呢？这不是哪个干部素质低、觉悟差，而是机制造成的。哪一级干部都知道教育很重要，但是当财力有限的时候，就会拿来干他认为相对重要的事。

   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政府投入应该占据主导地位，但国家不应该把大部分责任压到基层政府身上。现在教师工资对基层是个沉重的压力，我建议，国家编制内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由国家负责发放标准工资，各省、市、县可以根据财力予以补贴。按照规划，２００７年山东农村中小学全部免除杂费，肥城市估算了一下农村中小学杂费要免除１５００万－２０００万元，政府能拿出来吗？这笔钱应该由中央、省、市、县共同承担，乡镇财政再也承担不起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