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说。

　　2004年底，叶敬忠教授主持了一项对中西部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并将研究结果结集成书。他作出这样的判断并非悲观——事实上他的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别并不显著——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留守儿童”群体是转型期间的产物，外出打工的农民不可能全部回家，否则他们就会失去主要的收入来源；进城务工者也不可能将孩子带在身边，城乡二元结构没有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方便的生活和受教育的机会。

　　全国到底有多少“留守儿童”？没有人确切知道，根据统计口径(有以父母一方外出为准，有以父母双方都外出为准)的不同，估算出来的数字相差悬殊，但都以千万为单位。如此庞大的群体不容忽视，问题虽然无法解决，但至少可以改善。2001年左右，媒体上开始出现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多以极端案例为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革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颁布以来，一些地方政府推出了针对留守儿童的政策和措施。

　　江西省全南县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做的“留守儿童”问卷调查，让全南的所作所为被更多人知晓。

　　真实或表象

　　全南县位于江西省最南端，与广东接壤。也许由于地理上的便利，留下了数千名留守儿童。全南对“留守儿童”的界定采取父母双方都外出的标准，如果以一方外出务工为准，统计数字将会增大很多。

　　全南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措施并非首创，而是响应上级号召而开始推行的。2004年下半年，同属赣州市管辖的于都县率先开展了“留守孩关爱工程”，《光明日报》注意到这一现象，用头版头条的位置于当年11月进行了报道，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还将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创新奖”一等奖颁给了于都。次年3月，赣州市在总结于都经验的前提下，将“留守孩关爱工程”在全市范围内推开。

　　在上级红头文件的指导下，全南成立了工作小组，并制定了相关工作的时间表：2005年3月到5月，为调查摸底阶段；4月到10月，组织实施阶段；11月为检查督导阶段；12月为总结提高阶段。

　　经过调查走访，全南县总结了留守儿童的几点主要表现：一是人格发展不健全，19%的人从不与同学、父母、监护人谈心，46%的人偶尔与别人谈心。该县竹山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学生， 从小与奶奶生活在一起，性格孤僻，曾跟同学说自己就是课文里那个可怜的“小凡卡”。在奶奶离她而去之后，被寄养在婶婶家，她觉得大家都不要她了，便喝农药自杀，幸好得到及时救治。

　　二是学习成绩普遍欠佳，47%的人作业完成情况“糟糕”，74%的人在父母外出务工后成绩下降。全南县实验小学校长刘诗年告诉记者，该校在对留守儿童情况进行摸底后发现，留守儿童基本上属于班上学习成绩最差的部分。但学习不好并非留守儿童的共性，叶敬忠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就发现，“留守儿童”在学习上呈现两个极端，好的特别好，差的特别差，学习好的大多是理解父母的辛苦，而另一部分孩子则早早地接受了“读书无用论”。

　　三是道德凸现危机，31%的人平时有说谎的习惯，15%有过偷东西、破坏公物等不良行为。他们大多跟祖辈生活在一起，隔代教育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溺爱，刘诗年校长说，他们学校曾有过爷爷奶奶到学校帮孩子做值日的情况。祖辈倾向于在物质上满足孩子，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极少能辅导孩子的功课并在精神上进行引导。

　　全南县教育局教育股股长缪圣辉谈到这样一个案例，该县陂头镇中心小学有一个学生，忽然间变得很坏，“什么事情坏他就做什么”，老师感到不解，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是他的奶奶找人给他算命，算命的说他这辈子注定要被枪毙，当地土话叫“打靶鬼”，于是他开始自暴自弃，并对老师的教育持抵制态度。

　　四是违规违纪现象多，“留守儿童”待人处事往往带有盲目性、随意性和冲动性，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有20%的人经常迟到旷课，22%沉迷于打游戏，30%有过打架斗殴的经历。

　　对照已有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全南县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概括似曾相识，各种研究结果几乎都在围绕这几方面打转。叶敬忠教授在梳理了现有的成果后指出，这些研究在假设上存在片面性，“究竟哪些问题确实是父母外出打工造成的，哪些又是由于其他因素导致的”？全南县对辖区内留守儿童问题的概括也没有超越这个局限。在研究没有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时候，得到的结论可能都是表象，甚至是一种可能起反作用的表象，即将留守儿童问题变成“问题儿童”问题。真相是什么？我们只能说，目前仍没有定论。

　　关爱：有胜于无

　　按照赣州市的统一要求，“留守孩关爱工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知、三多、三沟通”和“一组、一员、一中心”。

　　教师被要求为留守儿童建立信息卡，并对信息卡实行动态管理，要知道他们的基本情况、知道监护人的情况、知道父母的去向及联系方式。各学校要建立“心灵驿站”，有专人在特定时间接待并解答他们的问题，教师要多与其谈心(每半月至少一次)，多开展文体、征文等活动(每周一次)，多家访，了解校外表现(每月一次)。“三沟通”的意思是教师要定期与孩子的父母、代管人、校外辅导员沟通。

　　全南县实验小学的“心灵驿站”开通了亲情热线，供孩子们与在外务工的父母联系，号码为2639961，取永久的“六一”儿童节之意。刘诗年校长说，起初他曾经担心，将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群体独立出来照顾，是否会造成新的歧视，让这些孩子在心理上感到压力，但结果比预估的乐观，这些孩子在学习等各方面均有改善，可是他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持这个结论，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

　　在南迳小学的“心灵驿站”内，墙上挂满了留守儿童的征文和班主任老师与他们的谈话记录。该校五年三班的谭世仕在作文的开头写到：“假如我是一朵小小的云，每天一上完课，我就立即飞到广东去，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

　　在2005年9月14日谭晓珊老师与8岁的谭昕的谈心记录里，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主题，学习不够专心，喜欢吃零食，帮助其改正不良习惯；过程，通过与监护人沟通，今后少给其零花钱，该生也认识到吃零食是不良习惯，以后一定改正。在与11岁的四年级学生李江婷的谈话记录里可以看到，教师主要针对“厌学情绪”与她进行了沟通。

　　在教学条件稍艰苦的小慕中心小学，学校没有开辟专门的“心灵驿站”，校长陈乡柱说，他们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住校过集体生活，“留守”与“非留守”日常感觉不到差别。他要求各班主任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在本班范围内注意可能出现的问题，相当于“把一个专门的心灵驿站分散开来”，当然，如果上级来检查的话，也会做一点表面工作。

　　“一组”是学校要为“留守儿童”组织校外学习小组，由高年级学生任助长，配备指导教师；“一员”是校外义务辅导员，以教育局、乡镇政府的名义聘请老党员、老教师担任。南迳小学就请原全南党校校长、退休干部谭其心担任了这一职务，每月给留守儿童上一次辅导课；“一中心”是实验小学的“留守儿童托管中心”。

　　托管中心就设在实验小学校内，学校拨出三间房子作为宿舍，有一间厨房，却没有餐厅，中午吃饭就借用一年级的教室，午休时临时将课桌当作餐桌，急急忙忙吃完，收拾妥当再腾出来上课。

　　这个托管中心原是由两名下岗女工谢军、陈勤英于1999年创办的，二人下岗后为寻求再就业，接受外出务工者的孩子予以照看，第一年二人只招收到一个孩子，每月收费220元，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将孩子送给她们照看，到去年已经有50多人。由于物价上涨，费用调整为每月300元。

　　在“留守儿童关爱工程”推广之后，实验小学在2005年9月开始与谢军和陈勤英合作，将托管中心搬到校内，成为关爱“留守儿童”的一个主要措施。该托管中心总共聘请了12名工作人员，有的专职负责孩子的饮食起居，文化程度稍好的负责分年级辅导功课。虽然条件艰苦，但有序的管理让家长们放心。谢军说，有些没有外出打工的家长也想把孩子送进来学习生活，但由于硬件条件的限制，托管中心已经无法接纳更多的学生了。

　　正如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减少农民，全南县各级教育工作者在关注留守儿童问题时也在致力于减少留守儿童。在全南县教育局的统计资料里，有两组相差悬殊的数字让记者感到不解，留守儿童总数一种说法是4503人，一种说法是3671人。

　　教育股股长缪圣辉解释说，前一个数字是2004~2005下半学年的统计数字，后者则是2005~2006上半学年的数字，半年之内，“留守儿童”总数减少近千人。南迳小学教导主任钟君泉的说法似乎可以佐证——在开家长会时，他建议外出务工的家长至少要有一方回来照顾孩子，他的理由让这些家长无法回避：“赚钱还不是为了子女吗？”